天刚蒙蒙亮，一柄钢叉划破寂静，在脖颈、脊背、脚踝间游走，叉头贴着身体滑行。

　　3月2日早上6时30分，吴桥杂技大世界江湖文化城的一处杂技小院内，44岁的彭立新以肩为轴，让钢叉与身体共舞。

　　突然，他后脚跟一蹴，钢叉腾至半空，坠落时被手肘稳稳接住。“飞叉是个难度极高的技术活儿。和普通的刀枪表演不同，表演者要熟练运用肌肉的紧张和松弛，让飞叉在臂、腿、背上转圈翻滚，以控制叉的起、落、转、合等。”飞叉杂技第四代传承人彭立新说。

　　不同于西方马戏擅长塑造华丽场面和使用道具，传统吴桥杂技更擅长对身体的极致开发——用柔术诠释“以柔克刚”，用平衡术暗合“天人合一”，用力量技巧彰显“自强不息”。

　　“想要达到极致水准，没别的窍门儿，就是靠练。”在彭立新眼中，这是吴桥杂技技冠天下的根本。他抹去汗水，露出布满老茧的掌心——那是20多年来与钢叉“对话”留下的“勋章”。

　　年近五旬的吴桥杂技艺人王立刚也出身杂技世家，在他的记忆里，从会走路起，练基本功就是每天的日常。“每天天不亮，我就和姐姐们贴着墙根练倒立，每次坚持一个多小时，直到汗水湿透了衣背，双臂颤抖不已。压腿、踢腿，每一个动作都要练习千百次。”王立刚回忆。

　　撸起袖子，王立刚露出两条粗细不一的胳膊——这是长期练功的痕迹。凭着这股劲儿，王立刚练就了一手好鞭技，能在10米开外精准打中蜡烛火苗。

　　在江湖文化城内，这样让人惊叹不已的杂技绝活还有很多。虽然它们类型不同，却都在诠释吴桥杂技的“惊、险、奇、绝”，其核心要义是表演者反复训练后对身体的极致掌控。

　　将两根8厘米长的骨针，分别插入两个鼻孔，然后用纸将鼻孔塞住，一会儿工夫，像变戏法儿一样，两根骨针竟然从眼睛里面“钻”了出来。这期间，表演者从容镇定、谈笑自如，还频频与观众近距离互动……

　　在江湖文化城，每每看到杂技艺人李印怀表演的传统杂技节目“鼻钉子眼茬子”，观众都提心吊胆，惊得说不出话。

　　“所谓的身怀绝技，是在苦练基础上对人体忍耐力的考验。”李印怀至今记得，1985年他在黑龙江表演“鼻钉子眼茬子”时，骨针插偏了，将泪囊管捅破，出了血。为了不给观众留遗憾，他又运了一口气，将泪囊管增粗，忍着疼痛完成了表演。

　　忍耐、练习，是吴桥杂技的底色，类似“缩骨功”一样的传统技艺，更是人类在不断练习的基础上，对身体的极致开发和“驯化”。

　　自幼练习“缩骨功”的吴桥杂技名家王保合，可以将卸完骨（关节脱臼）的自己缩进一件小小的幼童衣服里并系上扣子，之后再收紧脏腑，将三个玻璃瓶塞进衣服中。

　　看似惊艳的表演，并不是魔术，而是长达几十年的关节错位训练。“它是一项通过关节错位缩小骨头间隙，使全身骨头有顺序叠排紧密的技艺。”王保合说。

　　骨骼在“缩骨功”中重塑，腰肢为练习“柔术”而折成新月形状……在吴桥，许多传统技艺的传承近乎残酷，但在疼痛深处，却生长出一种与身体对话的肢体美学——当杂技演员完成在常人看来不可能的表演，也是一场人类突破身体极限的展示。

　　当吴桥杂技艺术学校的非洲留学生认真学习中国杂技，当中国面孔在蒙特卡洛马戏节上屡屡获奖，吴桥杂技已成为人类共通的、关于超越与极致的文化符号。

　　正如运河古码头的石阶，虽被岁月磨去棱角，却因千万次的踩踏而愈发光滑。吴桥杂技的故事，就像中华民族“苦中作乐、险中求美”的生存史诗，最终在千万次的磨炼中，绽放出盛开的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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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月26日，吴桥县于集镇于东村大集上人头攒动，小贩的吆喝声与赶集村民的讨价还价声交织在一起。一位赤膊老汉拿起身旁的竹扁担，突然手腕一抖，扁担竟如灵蛇般在肩头旋转，围观人群爆出喝彩。老汉咧嘴一笑：“从小练着玩儿的功夫，博大家伙儿一乐。”

　　在吴桥当地，杂技表演者随手拿起卖菜的箩筐、蒸馍的笼屉、耕地的耠子，皆可化作杂技舞台上的惊鸿一瞥。

　　2024年1月，“鬼手”王保合在表演传统魔术“三仙归洞”。河北日报资料片

　　根植于民间，来源于生活，是吴桥杂技的重要特点。在吴桥，杂技艺人可以用普通的八仙桌叠成九层高塔，在摇晃的桌沿完成倒立；“鬼手”王保合能用三只粗瓷碗玩出“三仙归洞”的戏法，其道具之简陋与手法之精妙形成巨大的反差。

　　就连著名杂技家于金生和当地政府共同打造的吴桥县于集镇杂技非遗传承基地里，也很少看到“高大上”的道具。目之所及，多是大水缸、石头礅、桌椅、板凳、铁刀、木耧等生活中的常见之物。

　　2月26日，于金生双手举起摆放在院内的耕种农具木耧，慢慢放到下巴上，同时双手平伸，人与耧形成一个大“十”字。一招行云流水的“顶木耧”，引得掌声一片。

　　于金生被称为“杂技大王”。他不但多次在国内外杂技大赛上获奖，还曾在济南、杭州、厦门、郑州、攀枝花等城市拥有固定演出场地，是著名杂技表演艺术家。

　　不管多大的“腕儿”，所用的道具多来自生产、生活用具。这些司空见惯的物品，经过杂技艺人的反复实践、装饰美化，应用在杂技艺术表演中。吴桥传统杂技节目《十样杂耍》中所用的道具，小到叉子、扇子、瓶子，大到桌子、椅子和车子等，几乎都是如此。

　　吴桥县文物保护管理所原所长杨双印认为，吴桥杂技的这一特征，和早期杂技艺人生活的窘迫与艰辛直接相关。“过去大部分杂技艺人走南闯北，就靠两条腿，几乎不带道具。每到一处撂地表演，都是就地取材。”他说。

　　一位吴桥杂技老艺人，曾这样回忆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带孩子外出卖艺的情景：“那是一个夏天，我领着三个孩子出门，最小的儿子才五岁。我们走到连镇，撂了场，挣了钱，给小儿子买了一个小裤头；再到下一个码头泊镇，又撂了一场，挣了点钱给孩子买了小褂。”

　　“小小铜锣圆悠悠，学套把戏江湖走……”2月28日下午，吴桥杂技大世界的江湖文化城内，年逾古稀的杂技艺人高福州手持铜锣，时而调侃，时而解说即将表演的“肚皮切菜”绝技，游客情绪被迅速带动起来。这便是吴桥杂技的“三分艺，七分口”。技艺的惊险与语言的运用，共同构筑了这门艺术的灵魂。

　　吴桥杂技的口艺主要包括“锣歌”和“口儿”。其中，“锣歌”以押韵唱词讲述杂技历史与艺人故事，既是招揽观众的“广告”，也是行业文化的载体。而“口儿”则贯穿表演全程，表演硬气功时，艺人会以“各位看官莫眨眼，真功夫全在肚皮上”吸引观众，用悬念与幽默化解惊险动作的压迫感。

　　吴桥杂技的口艺，源于街头撂地的生存智慧。“过去，杂技艺人没有‘口儿’，点不起‘粘子’（聚拢观众），演得再好也挣不到钱。”高福州介绍，杂技艺人沿大运河行走，就是靠“锣歌”聚人气，凭“口儿”留观众。

　　从运河畔的撂地摊到世界级舞台，吴桥杂技的口艺始终流淌着民间智慧。它不仅是技艺的解说词，还是群体记忆的载体、生存哲学的凝练。吴桥杂技的口艺，让江湖有了温度，让绝技有了灵魂。

　　杂技并非舞台上的“阳春白雪”，而是从锅碗瓢盆的碰撞声中、从田间巷陌的烟火气里生长出的艺术。当一只海碗在木棒上旋转不息，它转动的不仅是技艺，更是吴桥人生生不息的创造力——在平凡中见奇绝，这便是生活最本真的艺术。（河北日报记者 王思达）

　　2025年2月，杂技演员在吴桥杂技大世界江湖文化城表演杂技节目《高车踢碗》。庞永新摄

　　世界杂技看中国，中国杂技看吴桥。在吴桥杂技发展史上，有一个绕不开的名字：孙福有。在吴桥杂技走向世界的过程中，孙福有发挥的作用无可替代。时至今日，他当年创造的许多杂技节目、动作、道具，仍然时常见诸杂技舞台。

　　在吴桥县沟店铺乡孙龙村，一座灰白色的欧式小楼在红砖平房之间格外醒目。拱形门窗、巴洛克式露台、门楣上镌刻的浮雕，无不诉说着这座建筑的特殊身份——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现代杂技之父”孙福有故居。

　　孙福有生于1882年，6岁拜师学艺，10岁闯荡京津，20岁独闯莫斯科。在俄国杂技班当杂工的日子里，他白天搬道具、卖票，夜晚苦练飞刀、钻刀门等绝技，融合中俄艺术精髓，形成了独特的表演风格。

　　1910年，孙福有带着“孙家班”登上国际舞台，辗转土耳其、印度等十余国，表演的《空中飞人》《大车轮》等节目轰动海外。1921年，他在吴桥创建中国首个现代马戏团“中华国术马戏团”，并仿欧洲样式搭建可容3000人的大盖棚，引入西洋乐队伴奏，更是发明了高空保险挂钩。这三项创新，至今对杂技表演有着重要影响。

　　1926年，孙福有率团远赴东南亚，14辆汽车、16节火车皮、60多头（只）动物的庞大规模令外国观众惊叹。当时，泰国国王邀其入宫献艺，并赠金质勋章；上海《申报》称其演出“欲知中国国术真谛必看”。巅峰时期，他的马戏团足迹遍布30余国，被世界马戏协会主席莫克莱尔尊为“现代杂技之父”。1933年黄河决口，他携团归国赈灾义演，将两月筹得的20万大洋全数捐出。1945年，63岁的孙福有病逝于重庆。

　　孙福有一生从事杂技事业，他的潜心研究和创新实践，极大地推动了我国杂技艺术发展，他的精神也激励着一代又一代杂技人。

　　如今，吴桥有认证挂牌杂技专业村17个、杂技演出团体132家。全县473个行政村，村村都有杂技艺人，杂技专业户超50户的杂技村有100多个。（文/河北日报记者 王思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