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武器绝对是目前最具杀伤力的武器，虽然只有美国投入过使用，但是后期不断有国家加入这个最有威力的俱乐部。也有身边的朋友或是同事，总是在讲解决问题最后办法就是核弹。我也听过一位朋友说过，现在俄国并不是最后手段因为他们没有使用核武器。似乎核武器成为所有事的良药，不过自己总是感觉，如果常规武器不能解决问题，那么核武器似乎也不可能成为某些人的救命散。可能个人属于自私的人，所以个人非常支持核不扩散。

　　同样，也支持乌克兰消除所有大规模杀伤力武器。我一这样讲，我的同学就会骂我。他说如果不消除这些武器，还能有今天的战争吗？增加一个新核大国岂不是更好制衡俄国。虽然有道理不过总是感觉还有一点不对头。当然，这是一种没有办法去验证的推测。先不说乌克兰能不能持续维护核武器，也不说保证核武器不丢失。单说能稳定运行这个系统，也许对乌克兰来说也是一个无法攻克的难关。不过也有网友说这些技术层面的事是很好攻克的。

　　本文出自：「国家安全档案馆电子简报书 第162号」编辑：威廉·伯尔（William Burr）

　　“胖子”（Fat Man）型核武器是一种钚内爆式核炸弹，曾在长崎上空被引爆。该武器直径约 60 英寸，长度约 128 英寸，重量约 10,000 磅，其当量约为 21,000 吨高爆炸药（TNT）。

　　华盛顿特区，2005年8月5日—— 六十年前的这个月，美国在广岛和长崎投下了原子弹，苏联对日本宣战，日本政府向美国及其盟国投降。随着原子武器第一次被用于军事用途，核时代由此真正开始。

　　在下面所呈现的材料中，国家安全档案馆（National Security Archive）发布了迄今为止最全面的、关于原子弹和太平洋战争结束的已解密美国政府文件的综合在线合集。除了来自“曼哈顿计划”档案的材料外，这一合集还包括此前被列为“最高机密 Ultra”的摘要，以及在“魔术（Magic）”计划下截获并翻译的日本外交电报通信内容。此外，这一合集还首次收入了来自日本方面的资料译文，涉及东京高层会议和讨论，包括天皇裕仁授权作出最终投降决定时的会议记录。

　　自从原子弹在日本城市上空爆炸以来，历史学家、社会科学家、记者、二战老兵以及普通公众就一直围绕1945年8月发生的事件展开激烈争论。约翰·赫西（John Hersey）的《广岛》（1946年首次发表于《纽约客》）让一些原本并不安宁的读者开始质疑原子弹轰炸，而教会团体和少数评论者——尤其是诺曼·卡森斯（Norman Cousins）——则明确提出了批评。前战争部长亨利·史汀生（Henry Stimson）认为这些批评令人不安，并在《哈珀斯》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具有重要影响力的文章，为轰炸行为进行辩护。

　　20世纪60年代，随着第一手史料的逐渐公开，历史研究与写作成为可能，争论也随之加剧。历史学家赫伯特·费斯（Herbert Feis）和加尔·阿尔珀罗维茨（Gar Alperovitz）就核武器首次使用及其更广泛的政治与外交含义提出了尖锐的问题。尤其是阿尔珀罗维茨等人关于“原子外交”的论点，很快卷入了围绕冷战“修正主义”的激烈争论之中。

　　这些争论在随后的几十年里持续发酵，马丁·舍温（Martin Sherwin）和巴顿·伯恩斯坦（Barton J. Bernstein）作出了重要贡献；但线年代中期，当时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博物馆（NASM）的策展人因计划举办一场关于“埃诺拉·盖伊”号的历史展览，而遭到空军协会的强烈反对。该展览最终被大幅缩减，但历史学家和记者仍持续参与讨论。阿尔珀罗维茨、伯恩斯坦和舍温都对争论作出了新的贡献，其他历史学家、社会科学家和记者，如理查德·B·弗兰克（Richard B. Frank）、赫伯特·比克斯（Herbert Bix）、浅田贞夫（Sadao Asada）、凯·伯德（Kai Bird）、罗伯特·詹姆斯·马多克斯（Robert James Maddox）、罗伯特·P·纽曼（Robert P. Newman）、罗伯特·S·诺里斯（Robert S. Norris）、长谷川毅（Tsuyoshi Hasegawa）以及 J·塞缪尔·沃克（J. Samuel Walker）等人，也都加入其中。

　　“小男孩”（Little Boy）型核武器，是一种铀枪式核炸弹，曾在广岛上空被引爆。该武器直径约 28 英寸，长度约 120 英寸。“小男孩”重约 9,000 磅，其爆炸当量约为 15,000 吨高爆炸药（TNT）。

　　1️⃣原子打击是否主要是为了避免在1945年11月对日本本土发动入侵作战？

　　2️⃣杜鲁门是否出于外交—政治目的（即威慑苏联）而授权使用原子弹，还是他的主要目标是迫使日本投降并尽快结束战争？

　　3️⃣如果尽快结束战争是杜鲁门及其顾问最重要的动机，那么他们在多大程度上把“原子外交”的能力视为一种“额外收益”？

　　4️⃣战后为原子弹辩护的说法在多大程度上夸大或滥用了关于入侵日本将导致美军伤亡的战时估计？

　　5️⃣是否存在不使用原子弹的替代方案？如果有，它们是什么？从事后回看，这些方案的可行性如何？为什么这些替代方案没有被采用？

　　6️⃣美国政府最初计划如何使用原子弹？战争策划者在选择目标时使用了哪些理念？高级官员在多大程度上考虑过城市以外的目标？杜鲁门总统对导致目标选择落在主要城市上的这些概念了解多少？

　　7️⃣杜鲁门总统是否在严格意义上作出了使用原子弹的决定，还是他只是继承了一个已经形成的既定决策？

　　8️⃣在原子弹投下之前，日本是否已经准备投降？天皇裕仁在多大程度上因为未能抓住投降机会而不必要地延长了战争？

　　9️⃣如果美国在“无条件投降”的要求上更为灵活，例如保证保留君主立宪制，日本是否会更早投降？

　　1️⃣1️⃣对长崎的轰炸是否是多余的？如果原子轰炸对日本投降至关重要，那么摧毁一座城市是否已经足够？

　　本资料汇编并不试图回答上述问题，也不打算利用第一手史料来对其中任何一个问题表明立场。它同样不会试图取代关于原子弹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这一主题的极其丰富的学术文献。本汇编也不旨在记录曼哈顿计划的起源与发展过程；同时，它也不包含那些在争论中常被引用的杂项资料（如访谈、事后整理的文件、二战后的通信等等）。

　　相反，本汇编通过汇集1945年春夏之际来自美国与日本的广泛文件，使有兴趣的读者能够亲自查阅学者们用来构建历史叙述、并围绕多年争议问题展开论证的关键原始材料。为了帮助不太熟悉相关争论的读者，本文对部分文件提供了一些简要评论，指出它们曾被如何解读——尽管这种提示远非全面。通过直接接触这些文件，读者或许能够自行形成对上述问题的答案，这些文件甚至可能引发新的问题。

　　这张照片拍摄于1945年8月5日下午的天宁岛，画面显示“艾诺拉·盖伊”号（Enola Gay）的机尾被缓慢推到装载坑上方并对准位置，以便将“小男孩”原子弹装入炸弹舱。武器本身放置在坑内，并用帆布覆盖。多名工作人员和警卫站在装载区域周围。

　　参与历史争论的各方学者都曾利用本汇编所选取的文件，来支持他们关于首次使用核武器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问题的观点。编者仔细查阅了大量文章和书籍中的脚注与尾注，并从争论各方所引用的资料中挑选出这些文件。

　　尽管编者本人对这些问题持有一定立场，但他尽最大努力不让这种立场影响文件的选择，例如避免有选择地删去或加入那些可能支持某一方观点的材料。资料汇编工作使编者查阅了国家档案馆中的大量原始文件，主要来自美国陆军工程兵团所保存的曼哈顿计划档案（档案组77），同时也包括国家安全局的相关文件。一些私人收藏同样十分重要，例如耶鲁大学保存的《史汀生日记》（虽然在其他地方也可查阅缩微胶片版），以及国会图书馆收藏的W·艾弗里尔·哈里曼的文件。总体而言，本汇编所选文件大多早在多年前、甚至几十年前就已解密，最新的一批解密发生在1990年代。

　　这里引用的美国文件对许多熟悉广岛—长崎争议的专家读者来说并不陌生。为了更全面地展现美日从敌对走向和解的过程，编者在时间与资源允许的范围内，尽力加入有关日本决策者和外交官活动及其观点的资料。这其中包括若干份过去属于最高机密的、对截获的日本外交电报的摘要文件，这些材料使有兴趣的读者能够自行判断原子弹投下前几周日本外交政策的走向。

　　此外，本简报还首次收入了一些关键事件的日本原始资料的新译本，包括8月9日和14日会议的记录——正是在这些会议上，天皇裕仁决定接受盟军的投降条件。这些材料有助于揭示促使日本决定投降的各种考虑因素。

　　这张照片显示，“小男孩”原子弹已放置在装载坑中，准备被装入“艾诺拉·盖伊”号的炸弹舱。

　　这张照片显示，“小男孩”原子弹正在被吊起，准备装入“艾诺拉·盖伊”号的炸弹舱。

　　1945年8月6日上午，在广岛上空翻腾升起、高达约20,000英尺的蘑菇云。

　　在对长崎实施攻击前数周进行投弹演练时，一枚“胖子”原子弹测试件正被从弹坑中吊起，装入一架 B-29 轰炸机的弹舱。

　　范内瓦·布什（Vannevar Bush）与詹姆斯·B·科南特（James B. Conant），科学研究与发展办公室，致战争部长的备忘录，1944 年 9 月 30 日，绝密

　　来源：档案组 77，美国陆军工兵部队档案（以下简称 RG 77），曼哈顿工程区（MED），哈里森—邦迪文件（H-B 文件），第 69 号文件夹

　　在原子弹可供使用的数月之前，战争部的关键顾问以及其他人士已经开始担忧该项目带来的政治与军事问题及其可能性——包括极其强大的氢弹的可能性、巨大的军事潜力、保密的极限、全球军备竞赛的危险，以及为了遏制危险的核竞争而进行国际信息交流与国际核查的必要性。

　　历史学家马丁·舍温（Martin Sherwin）和詹姆斯·赫什伯格（James Hershberg）认为，这份由布什和科南特提交的备忘录源于他们对罗斯福总统“轻率地”相信战后英美可以维持原子能垄断地位这一看法的担忧。为了让高级官员认识到这种垄断不可能持续，他们起草了这份备忘录。

　　为首次核打击做准备的 B-29 原子弹投送部队——美国陆军航空军第 509 混成大队——需要在西太平洋建立一个作战基地。1945 年 2 月下旬，也就是原子弹尚未准备好使用的数月之前，高层指挥部选定了北马里亚纳群岛的天宁岛作为基地。

　　文件 a：莱斯利·R·格罗夫斯将军致战争部长的备忘录：《原子裂变炸弹》，1945 年 4 月 23 日

　　来源：亨利·史汀生日记，耶鲁大学图书馆手稿与档案部，亨利·刘易斯·史汀生文件（国会图书馆有缩微胶片）

　　文件 c：莱斯利·R·格罗夫斯将军未命名备忘录，1945 年 4 月 25 日

　　来源：档案组 200，莱斯利·R·格罗夫斯将军文件，1941–1970 年通信，第 3 箱，“F”文件夹

　　在罗斯福总统去世、哈里·杜鲁门宣誓就任总统后不久，他便得知了高度机密的“曼哈顿计划”的存在。但直到战争部长史汀生和曼哈顿计划负责人格罗夫斯将军向他作了一次正式汇报——两人还特意“走后门”以避开媒体的注意——杜鲁门才真正理解这一计划的全部规模。

　　史汀生后来在他的日记中记录了这次会谈，并为此准备了一份讨论文件，提出了随着人类即将掌握“历史上最可怕的武器”而产生的一系列更为宏观的政策问题。

　　在为此次会谈准备的一份背景报告中，格罗夫斯对原子弹计划作了详细的概述，从原材料的获取，到核燃料的加工，再到武器的装配，以及已经逐步成形的使用计划。关于最后一点，他指出：第一种“枪式”结构的原子弹“应当在 1945 年 8 月 1 日前后准备就绪”，而内爆式武器也将在当月可用。“目标一直是、而且始终预计是日本。”

　　杜鲁门是否“继承了”罗斯福政府关于使用原子弹的既定假设，一直是一个存在争议的问题。阿尔珀罗维茨（Alperovitz）和舍温（Sherwin）认为，杜鲁门是在“多种外交与战争手段之间作出选择”，从而对在日本使用原子弹作出了“真正的决定”。相反，巴顿·伯恩斯坦（Barton Bernstein）则认为，杜鲁门“从未质疑过”原子弹将被使用、而且应该被使用这一假设。罗伯特·S·诺里斯（Robert S. Norris）也指出：“杜鲁门的‘决定’，实际上是一个不去推翻此前使用原子弹计划的决定。”

　　文件 4：《目标委员会首次会议记录》，1945 年 5 月 2 日，绝密

　　来源：档案组 77，曼哈顿工程区记录，绝密文件，第 5d 号文件（缩微胶片复制件）

　　一张由美国空军情报部门为分析原子武器破坏力而准备的照片。照片中用加深的区域（圆圈内）显示了原子弹袭击广岛所造成的总体破坏范围。标注的编号代表军事和工业设施，并标明了其被毁坏的百分比。

　　在 4 月下旬，军方军官与核科学家召开会议，讨论轰炸技术、目标选择以及整个任务的需求。对“可选目标”的讨论中包括广岛——“不在第 21 轰炸司令部优先目标清单上、且尚未遭到破坏的最大目标城市”。

　　文件 5：J.R. 奥本海默致法雷尔准将的备忘录，1945 年 5 月 11 日

　　来源：档案组 77，曼哈顿工程区记录，绝密文件，第 5g 号文件（缩微胶片复制件）

　　在讨论核爆炸所带来的放射性危险时，奥本海默向格罗夫斯副手法雷尔将军解释了采取防护措施的必要性。

　　文件 6：关于 1945 年 5 月 10 日与 11 日目标委员会会议的总结

　　文件 6：J.A. 德里少校与 N.F. 拉姆齐博士致莱斯利·R·格罗夫斯将军备忘录

　　来源：档案组 77，曼哈顿工程区记录，绝密文件，第 5d 号文件（缩微胶片复制件）

　　科学家与军官继九游娱乐-官方入口续就轰炸任务的要求展开讨论，包括爆炸高度、天气条件、任务可能中止的方案，以及目标选择的各个方面，其中包括优先城市（“直径超过三英里的大型城市区域”）和心理层面的影响。

　　来源：亨利·史汀生日记，耶鲁大学图书馆手稿与档案部，亨利·刘易斯·史汀生文集（美国国会图书馆缩微胶片）

　　1945 年 5 月 14 日与 15 日，史汀生进行了数次涉及 S-1（即原子弹）的谈话；在与陆军部副部长约翰·J·麦克洛伊的一次谈话中，他估计拥有原子弹将使华盛顿在处理战后问题、尤其是对莫斯科的关系上获得巨大的优势——“手握所有的牌”、“皇家同花顺”——因为：

　　第二天，在讨论与莫斯科在远东问题上的分歧时，史汀生开始思考原子弹是否能在 7 月杜鲁门与斯大林会面前准备就绪。如果能够赶上，他认为这将成为美国外交中的“王牌”。

　　史汀生日记中的这些记录（以及随后所引的戴维斯日记条目）对加尔·阿尔珀罗维茨、巴顿·J·伯恩斯坦等学者所发展的论点具有重要意义——尽管各自强调不同——他们认为，在当时围绕东欧及其他问题与苏联存在争议的背景下，杜鲁门政府的高层官员相信，掌握原子弹将为他们迫使莫斯科接受美国目标提供重要的外交筹码。

　　来源：约瑟夫·E·戴维斯文集，美国国会图书馆，第 17 箱，1945 年 5 月 21 日

　　当五角大楼的官员继续密切研究原子弹打击目标的问题时，杜鲁门总统和史汀生一样，也在思考原子弹的外交含义。在与约瑟夫·E·戴维斯（华盛顿著名律师、前驻苏联大使）的一次谈话中，杜鲁门表示他希望将与斯大林和丘吉尔的会谈推迟到 7 月，那时第一枚原子装置将完成试验。

　　阿尔珀罗维茨将这一条目视为支持“原子外交”论点的证据，但从罗伯特·马多克斯到加布里埃尔·科尔科等其他历史学者则否认波茨坦会议的时间安排与以原子弹威慑苏联的目标有任何关系。

　　文件 9：第三次目标委员会会议纪要 —— 华盛顿，1945 年 5 月 28 日（绝密）

　　记录了关于训练任务、目标选择以及在目标上空成功引爆所需条件的更多更新。“南瓜”（Pumpkins）指的是外形明亮橙色、呈南瓜状的高爆炸弹——其外形模仿“胖子”内爆式核武器——用于轰炸航线与投弹程序的测试任务。

　　文件 10：劳里斯·诺斯塔德将军致第二十一轰炸机司令部司令，“第 509 混成大队；特别任务”，1945 年 5 月 29 日（绝密）

　　第 509 混成大队为其秘密任务所采用的掩护说法是准备“南瓜弹”用于实战。在该备忘录中，诺斯塔德回顾了为成功实施核打击而对 B-29 轰炸机及其机组所提出的一系列复杂准备要求。

　　文件 11：陆军部副部长约翰·J·麦克洛伊，《与马歇尔将军的谈线（绝密）

　　似乎不同意目标委员会建议的陆军参谋长乔治·马歇尔指出，“如此轻率地使用这种力量，可能会带来严重的道德谴责（opprobrium）。”

　　巴顿·J·伯恩斯坦据此认为，像马歇尔与史汀生这样的少数人物“处在两种道德之间的夹缝中：一种是反对蓄意杀害非战斗人员的旧道德；另一种是强调几乎全面战争的新道德。”

　　在史汀生主持下，委员会听取了关于原子弹项目发展阶段、保密问题、是否通知苏联、与“志同道合”国家合作的可能性、原子弹对日本的军事影响以及“不合适科学家”的问题等报告。

　　出于制造“最大心理效果”的考虑，委员会成员一致认为，“最理想的目标应当是一个关键的战争工厂，雇佣大量工人，并且紧密地被工人住宅所包围。”

　　伯恩斯坦认为，这种目标选择体现了对“恐怖轰炸”的一种不安的认可：目标既非纯粹军事，也非纯粹民用；然而工人住宅必然包含非战斗人员，包括男女与儿童。

　　文件 13：乔治·A·林肯将军致赫尔将军，1945 年 6 月 4 日（绝密）

　　林肯评论了史汀生转交的一份前总统赫伯特·胡佛的备忘录。胡佛提出与日本妥协，允许东京保留其在东亚的部分帝国（包括朝鲜与日本本土），以遏制苏联在该地区的影响。

　　林肯认为该和平方案在军事上尚可接受，但在政治上不可行，也无法遏制他所认为的苏联不可避免的“扩张”。他认为战争的结束方式“不可预测”，但可能是“苏联参战，加上我们在日本本土登陆或迫在眉睫的登陆威胁”，从而使日本认识到形势的绝望性。

　　他嘲讽胡佛对 50 万人伤亡的估计。J·塞缪尔·沃克引用该文件指出：“与修正主义者的断言相反，1945 年夏天的美国决策者并不确信仅靠苏联入侵满洲就足以迫使日本投降。”

　　文件 14：R·戈登·阿内森致哈里森先生备忘录，1945 年 6 月 6 日（绝密）

　　阿内森向史汀生的特别助理乔治·哈里森报告了最近临时委员会会议所采取的行动，包括目标选择标准以及实施“无预先警告的攻击”。

　　史汀生与杜鲁门首先讨论了如何处理与法国总统戴高乐在法国军队进入意大利领土问题上的冲突（杜鲁门最终通过中断军援迫使法国撤军）。史汀生明显厌恶戴高乐，称其为“精神病态的”。

　　谈话随后转向原子弹问题，包括是否在成功试验后通知苏联。双方认为，任何与莫斯科的核“伙伴关系”都必须以“交换条件”为前提：“解决波兰、罗马尼亚、南斯拉夫与满洲问题。”

　　最后，史汀生表达了对轰炸城市、通过区域轰炸杀害平民的疑虑，因为这会损害美国声誉，也影响为原子弹寻找目标的问题。伯恩斯坦同样将此视为史汀生仍受“旧道德”影响的证据。

　　文件 16：阿瑟·B·康普顿致陆军部长的备忘录，随附《“政治与社会问题”备忘录》，1945 年 6 月 12 日（机密）

　　芝加哥大学“冶金实验室”（Metallurgical Laboratory）的工作人员包括物理学家利奥·西拉德（Leo Szilard）和诺贝尔奖获得者詹姆斯·弗兰克（James Franck）。该实验室是曼哈顿计划中负责生产核燃料项目的掩护单位。

　　直言不讳的西拉德并未参与核弹的实际运作工作，并且格罗夫斯将军对他进行过监控，但冶金实验室主任仍认为保留西拉德在身边是有用的。出于对核武器长期影响的担忧，弗兰克主持了一个委员会，其中西拉德与尤金·拉比诺维奇（Eugene Rabinowitch）是主要撰稿人。该委员会撰写了一份报告，反对对日本发动突然袭击，而是建议在“沙漠或荒岛”上进行一次示范性爆炸。

　　委员会认为，核军备竞赛“最迟将在我们首次展示核武器存在后的第二天清晨全面展开”，因此国际管控才是唯一的出路。如果美国率先在军事上使用这种武器，这种国际管控的可能性将变得极为困难。

　　“冶金实验室”主任阿瑟·康普顿对这些建议表示怀疑，但仍敦促史汀生认真研究该报告。马丁·舍温指出，弗兰克委员会在一个重要前提上与杜鲁门等人一致——即“对日本发动原子攻击将会‘震撼’俄罗斯人”——但他们对这种震撼的意义却得出了完全不同的结论。

　　来源：RG 107，陆军部长办公室档案，原绝密通信（“保险柜文件”），1940 年 7 月—1945 年 9 月，第 8 号箱，日本（1941 年 12 月 7 日之后）

　　曾任美国驻日大使的格鲁，对日本政治与文化的了解使他对“无条件投降”这一概念持批判态度。他认为美国有必要明确宣布保留天皇制度。正如他在这份呈交给杜鲁门总统的备忘录中所写的那样：

　　“如果我们未能澄清我们对天皇地位的意图，将必然导致战争的延长，并造成大量人命的损失。

　　类似这样的文件被阿尔珀罗维茨用来论证：杜鲁门及其顾问确实拥有除使用原子弹以外的选择，例如修改无条件投降条款，而他们在决策中最看重的反而是反苏联因素。相反，赫伯特·P·比克斯（Herbert P. Bix）则认为，即便杜鲁门政府当时澄清天皇地位，日本领导层“也很可能不会因此投降”。

　　文件 18：参谋长马歇尔致陆军部长的备忘录，1945 年 6 月 15 日

　　随附：《关于“结束对日战争”的评论备忘录》，1945 年 6 月 14 日

　　来源：RG 107，陆军部长办公室档案，原绝密通信（“保险柜文件”），第 8 号箱，日本（1941 年 12 月 7 日之后）

　　乔治·A·林肯在评论赫伯特·胡佛的另一份备忘录时，讨论了战争目标、给予日本“保全面子”的提案，以及对日本政府声明的性质，尤其是如何界定“无条件投降”的问题。

　　林肯反对修改“无条件投降”的概念：如果该概念“被表述为邀请谈判”，他认为这将带来战争拖延或出现“妥协和平”的风险。J·塞缪尔·沃克指出，这些风险正是高级官员不愿修改无条件投降要求的重要原因之一。

　　在提交给史汀生的报告中，奥本海默与科学顾问小组成员——阿瑟·康普顿、欧内斯特·O·劳伦斯和恩里科·费米——实际上对“冶金实验室”科学家的报告表示不同意见。

　　该顾问小组主张尽早进行军事使用，但前提是先通知主要盟国有关原子项目的情况，以开启关于“我们如何合作使这一发展有助于改善国际关系”的对线 在白宫举行的会议记录》

　　来源：RG 218，参谋长联席会议档案，中央编号文件，1942–1945，第 198 箱

　　会议记录暗示曾讨论原子弹问题（称为“某些其他事项”），但没有文件披露那部分内容。该文件在关于可能入侵日本所导致伤亡估计的高度复杂争论中占有重要地位。战后为使用原子弹辩护的说法常称入侵日本可能造成极高伤亡（死亡、受伤或失踪），从几十万到一百万不等；历史学家则激烈争论这些战后估计在多大程度上被夸大。

　　该会议也在关于 1945 年夏季是否存在使用核武器替代方案的历史讨论中占据一席之地。根据战后回忆与访谈所形成的说法，麦克洛伊曾提出通过保证保留天皇制度（但作为宪政君主）来结束战争的可能性；若此不能说服东京，他又建议美国公开原子弹的秘密以迫使日本无条件投降。麦克洛伊后来回忆说杜鲁门对此表示兴趣，但国务卿伯恩斯因反对与日本进行任何“交易”而否决了该提议。然而，根据福雷斯特·波格的记述，当杜鲁门询问麦克洛伊是否有意见时，后者反而以一句“为什么不使用炸弹？”开启了关于核武器使用的讨论。

　　委员会还重申此前关于“尽早使用”原子弹以及选择城市—工业目标的建议。此外，委员会建议废除 1944 年魁北克协定第二部分，该条款规定美国与英国未经彼此同意不得对“第三方”使用原子弹。由此可见，追求单方面控制核武器使用决策的倾向早于原子弹的首次使用。

　　文件 23：乔治·L·哈里森致陆军部长的备忘录，1945 年 6 月 28 日（绝密），附：拉尔夫·巴德《论 S-1 炸弹的使用》备忘录，1945 年 6 月 27 日

　　该文件亦用于巴顿·伯恩斯坦的论证：杜鲁门及其顾问默认原子弹是合法武器，没有必要探索军事使用之外的替代方案。不过伯恩斯坦也指出，巴德后来否认曾与杜鲁门会面，白宫预约记录亦支持这一否认。

　　来源：RG 107，陆军部助理部长约翰·J·麦克洛伊机密通信档案，第 38 箱

　　陆军助理部长约翰·J·麦克洛伊致史汀生上校备忘录，1945 年 6 月 29 日（绝密）

　　“这在国内可能引发反响，但如果没有这一条，那些最了解日本的人认为几乎不可能被接受。”

　　文件 26：备忘录：《拟定对日投降要求的时机》，1945 年 6 月 29 日（绝密）

　　作者建议应在“对日轰炸计划即将达到高潮之前”发布该宣言。在这一建议旁，史汀生本人或其办公室成员写下了“S1

　　秘书处幕僚委员会会议记录，1945 年 7 月 7 日（周六上午），第 133 次会议（绝密）

　　来源：RG 353，跨部门与部门内委员会档案，秘书处会议记录，1944–1947

　　巨大的压力”；但同时指出：“日本武装力量的地面部队仍是日本最大的军事资产。

　　阿尔珀罗维茨将该文件中关于苏联参战的影响，以及有关允许天皇制度存续的“有条件投降”可能性的论述，视为政策制定者已意识到存在核武器使用替代方案的证据。相对地，理查德·弗兰克注意到该评估对日军和平条件的描述：

　　“要使投降为日本军方所接受，军事领导人必须相信这不会使武士传统蒙羞，并且允许日本军事力量最终复兴。”

　　弗兰克认为，这样的条件对任何盟国政策制定者而言都是“不可接受的”。四、日本寻求苏联调停

　　7月中旬的“Magic”截获内容被加尔·阿尔佩罗维茨（Gar Alperovitz）用于论证：杜鲁门及其顾问认识到，如果盟国在“无条件投降”的要求上更灵活一些，天皇实际上已准备好投降。这一观点是阿尔佩罗维茨“二步逻辑”论的核心：即只要放宽无条件投降并加上苏联参战，就足以促使日本投降，而无需使用原子弹。

　　显然，陆军航空军高层并不希望自行承担首次在城市目标上使用核武器的责任，因此向当时正在波茨坦的参谋长马歇尔请求正式授权。7月22日，马歇尔要求汉迪准备一份草案；格罗夫斯将军起草了文本并送往波茨坦供马歇尔批准。

　　来源：档案组77，天宁岛档案，1945年4—12月，第21箱（伯顿·伯恩斯坦提供副本）

　　“如果政府和军方在实现这一决议上继续拖延，那么整个日本都会被化为灰烬。”

　　佐藤仍对苏联愿意与东京谈判持怀疑态度：“俄罗斯完全不可能无视三国公告，然后再与我方特使进行会谈。”

　　广岛，在第一次原子弹爆炸之后。这张照片拍摄于距爆心约一英里的红十字医院大楼上。

　　投弹广岛后的第二天，格罗夫斯向参谋长马歇尔提交了一份报告，其中包括威廉·S·帕森斯上校等人发回的消息，称爆炸至少立即造成7万人死亡，另有许多人随后死于放射病及其他原因。

　　广岛与长崎的原子弹爆炸，与苏联对日宣战相比，哪一个对日本最终投降的影响更大。

　　外交部关于战争结束的汇编摘录显示，广岛原子弹轰炸的消息是如何传到东京的，以及外务大臣东乡茂德最初对该消息的反应。当他通过同盟通讯社得知原子弹轰炸的消息时，东乡认为已经到了放弃的时候，并向内阁建议，原子弹攻击为日本根据《波茨坦公告》投降提供了契机。然而，东乡未能说服内阁，陆军方面希望在确认广岛发生了什么之后再做任何决定。当东乡会见天皇时，裕仁同意了他的看法；天皇表示，最优先事项是尽快结束战争

　　海军中将高木的日记（8月8日）提供了更多关于广岛轰炸后、苏联对日宣战及长崎轰炸前日本精英圈心态的信息。高木将广岛轰炸视为国内局势恶化的信号，担心情况进一步恶化。然而，日记显示，军事强硬派仍掌握主导权，而铃木首相则采取强硬态度反对投降，援引日本历史上的最后一搏时刻，并警告下级指挥官可能不服从投降命令。这番话激怒了海军大臣米内，他认为这是不负责任的。苏联尚未回应佐藤关于会见的请求，这被视为一个不利信号；米内意识到政府必须为莫斯科可能不提供帮助做好准备。日记开头提到的访客之一是山崎巌，他将在下届内阁中出任内务大臣。

　　麦克阿瑟原本被指定为针对日本本土的军事行动指挥官，但福雷斯特尔致杜鲁门的信表明，他认为局势尚未完全确定。理查德·弗兰克认为，这反映了高级官员在8月初对形势感到的不确定性；如果福雷斯特尔真的认为战争即将结束，他不会如此“大胆”地采取可能引发“政治风暴”的行动。远东战争与总体形势备忘录（1945年8月8日）

　　苏联对日宣战后不久（根据雅尔塔和波茨坦会议的承诺），大使哈里曼会见了斯大林，由乔治·凯南记录美国方面的会谈内容。斯大林详细回顾了苏联在远东取得的军事进展，随后讨论了原子弹轰炸对日本立场的可能影响（长崎尚未遭轰炸）以及原子武器项目的危险性和难度。根据长谷川的研究，这是一次重要甚至“令人震惊”的对话：斯大林

　　，该地有大型陆军军火库和军械工厂，但由于各种问题，小仓被排除。于是携带“胖子”（Fat Man）炸弹的B-29飞机机组改飞替代目标长崎。这些电报记录了这次任务的最早报告；轰炸长崎立即造成至少39,000人死亡，之后还有更多人因辐射病和其他原因死亡。根据弗兰克的研究，“因原子弹造成的实际死亡人数永远无法得知”，但“巨大人数”大约在10万至20万之间。巴顿·J·伯恩斯坦（Barton J. Bernstein）和马丁·舍温（Martin Sherwin）认为，如果华盛顿的高级决策者对炸弹投放严格控制，而不是委托给格罗夫斯（Groves），长崎的轰炸本可以避免。第一次原子弹轰炸与苏联对日宣战的组合本已足以迫使东京投降。相比之下，麦多克斯（Maddox）认为，长崎轰炸是必要的，以防日本“强硬派”试图“淡化第一次爆炸”或以其他方式为其辩解。

　　a. 诺曼·拉姆齐致罗伯特·奥本海默的信件，未注明日期（1945年8月中旬），秘密摘录

　　尽管广岛被轰炸、苏联对日宣战，以及国内不稳定局势不断加剧，日本内阁（其决策需一致通过）仍无法就接受《波茨坦公告》形成共识。

　　（“六巨头”）希望对波茨坦的回复至少包含四个条件（例如：不占领、志愿解除武装），并愿意战斗到底。然而，和平派巧妙地打破僵局，通过说服一位犹豫不决的天皇介入来推动决策。根据长谷川的研究，天皇广智认为，皇室的存续已岌岌可危。1945年8月9日晚，天皇与顾问们在皇宫的防空壕中会面。

　　星名全四出席了会议，并撰写了详细记录。在铃木首相主持下，每位大臣都有机会直接向天皇陈述意见。尽管陆军大臣阿南惟几默示可能发生政变（“内战”），天皇接受了大多数人的观点，即对波茨坦公告的回复应仅包含一个条件

　　国体（kokutai）的定义。东乡的提议与宪政君主制大体一致，因为其将国体狭义定义为天皇及皇室成员。然而，天皇接受的却是极端民族主义者平沼骐一郎的提议，该提议基于当时对国体的普遍理解：即天皇是活生生的神的“神话观念”。“这意味着确认天皇的神权统治，不受任何法律约束，基于古代神道神灵，与宪政君主制完全不兼容。”因此，日本对波茨坦公告的回复反对“任何损害天皇作为主权统治者特权的要求”，这一立场被杜鲁门政府视为不可接受。文件63：‘Magic’ – 远东摘要，陆军部助理参谋长办公室G-2，编号508，1945年8月10日

　　来源：记录组457，美国国家安全局/中央安全局，《Magic》外交摘要1942-1945，第18号箱

　　日本首次投降提议在东京播报之前不久就被拦截。该期外交摘要还包括东乡茂德关于苏联对日宣战的通知、苏联在远东的军事行动报告，以及法国外交信息的拦截。投降提议的完整译文另行分发。译文版本有所不同，但都表达了一个关键障碍——东京条件要求《波茨坦公告》“不得包含任何损害天皇作为主权统治者特权的要求”，这是美国无法接受的。

　　来源：亨利·斯廷森日记，耶鲁大学图书馆亨利·刘易斯·斯廷森档案斯廷森记录了8月10日的事件，重点是对日本便条回复内容的辩论，尤其是天皇地位问题。当天起草的美国回复并未明确拒绝日本便条，但表明任何关于天皇“特权”的想法将被“受盟军最高统帅支配的所有日本人”概念取代。该语言含糊，使日本读者在天皇推动下可以相信他们仍可自行决定天皇的未来角色。斯廷森接受这种表述，认为必须迅速回复日本，以便“在俄国人提出实质性占领要求前，将日本本土掌握在我们手中”。长谷川认为，如果便条明确保留宪政君主制条款，将削弱军方势力，日本本可能在8月11日或12日投降，而不是8月14日。

　　8月10日晚（及凌晨2点后续会议），哈里曼、英国大使克尔及苏联外长莫洛托夫详细讨论了日本可能的投降。会议期间，哈里曼收到来自华盛顿的信息，包括拟议的美国回复及请求苏联支持的内容。在哈里曼的压力下，苏联批准了回复，但双方就日本控制权产生了紧张：莫斯科是否也将拥有最高统帅权。这标志着美苏在日本占领安排上的“拔河战”开始。

　　丰田寿武给天皇呈送备忘录表示不满，他们在备忘录中称接受拜恩斯便条将“亵渎天皇尊严”，使日本几乎变成“奴隶国家”。天皇训斥了梅津和丰田的草率结论，米内支持天皇并对两人进行了斥责。米内向高木解释，他还向海军副总长大西瀧治郎确认，确保其同样服从天皇的任何决定。米内确保高九游娱乐-官方入口木理解其结束战争的原因，以及他为何认为原子弹和苏联宣战使日本更容易投降。文件70：克莱顿·比塞尔少将备忘录，“未来30天日本局势评估”，1945年8月12日，绝密来源：国家档案馆，RG 165，美国陆军作战OPD，执行档案1940-1945，第12号箱，Exec #2由于不能完全确定日本会立即投降，陆军情报未排除东京可能试图“拖延谈判”或拒绝拜恩斯提议并继续战斗的可能性。若日本决定继续作战，G-2认为“原子弹在接下来的30天内不会产生决定性效果”。Richard Frank

　　文件72：电话记录，赫尔将军与西曼上校（1325，1945年8月13日），绝密来源：乔治·C·马歇尔图书馆（Barton J. Bernstein提供复印件）尽管杜鲁门已撤回原子弹投放命令，但战争尚未结束，对日本下一步行动的不确定性促使战争策划官约翰·E·赫尔将军

　　文件73：《Magic》– 外交摘要，美国陆军部G-2，编号1236 – 1945年8月13日，绝密Ultra来源：记录组457，美国国家安全局/中央安全局拦截信息显示，日本陆军中重要力量不愿投降（12-13日信息）。宁可接受“陆海军毁灭”也不愿投降，这种心态促成了8月14日夜间未遂的军事政变。

　　8月14日10:50，天皇在皇宫防空洞会见领导层。信息局长下村撰写的记录描述了会议戏剧性场景，并体现了他将责任推给陆军的意图。铃木给予战争派（梅津、美治郎、丰田、阿南）陈述反对理由机会后，请天皇发言。天皇要求领导层接受便条，指出继续战争将使国家“化为灰烬”。他关于“忍受不可承受之苦”和对战时损失与苦难的悲伤预示了翌日公开讲话的语言。

　　文件75：《Magic》– 远东摘要，美国陆军部G-2，编号515，1945年8月18日

　　文件76：格罗夫斯将军与里亚中校电话备忘录，奥克里奇医院，1945年8月28日9:00，绝密

　　查尔斯·里亚博士尚未接受证据，并将新闻视为“宣传”。在他们看来，这些伤害不过是“良好的热烧伤”。

　　a.USS Teton电报CAX 51813发至太平洋陆军总司令部，由法雷尔转发给格罗夫斯，1945年9月10日，秘密

　　法雷尔将军前往日本，亲自查看广岛和长崎的破坏情况。他生动的记录表明，曼哈顿计划的高级军事官员已不再轻视放射病报告。关于广岛，他指出：“此前送来的日本报告总结基本正确，关于单剂伽马辐射的临床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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