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工人：1900—1949》是一部聚焦1949年前天津工人生产、生活的劳工史、城市史著作，通过大量口述史料，从劳动雇佣、斗争策略、衣食住行、家庭生活、公共卫生与健康、婚丧礼仪、节日风俗等诸多角度，展现了天津工人日常生活的历史场景，再现了近代天津工业化、城市化的进程。同时，作者特别关注女工处境以及女工在工厂、家庭、社区的多重身份。本文摘自该书，澎湃新闻经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授权发布。

　　天津的工人大多数是大量城市移民中的老资格者，他们大都很难找到稳定的工作。不过，他们虽然为了谋生从乡村迁徙到城市，工作换了一个又一个，但是无论如何都不能说是过着漂泊不定的生活。在城市里被边缘化，经济上没有保障，这让他们绝对有必要与亲戚和同乡保持着联系。这种乡村网络的连续性，由于工人们的工作经历而得以强化，同时也影响到他们度过业余时间的方式。工人们的休闲活动、节日风俗及其他种种习俗，不仅延续着乡村的传统，而且为工人们重建由他们带入城市的各种关系提供了契机。

　　当然，工人们也并非一直保持不受他们所生活的城市的影响。为了寻求保护，他们以在家乡不可能采用也没有必要的方式，扩大他们的关系网。他们出入“三不管”的娱乐场所，聆听并非来自自己的家乡，而是来自外县的说唱表演。而且，他们为了生存而战，难免受到伤害；家族的恩怨，激情与报复引发的犯罪，常常导致冲突发生。不过，这些紧张表象不应该与文化的断裂相混淆。工人阶层的生活充满了无序，但不是规范的缺失；社区纽带和行为标准不是被削弱，反而是被强化了。

　　虽然工人们手头的钱不多，但是去遍布城里的热闹市场闲逛是工人们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买食品是每天都必须做的事，工人们常常也需要去一趟当地的钱庄和市场办一些日常杂事。许多在其他地方无法找到稳定工作的工人就来到市场做一名卖二手货的流动小贩。那些连一张很便宜的杂耍门票都买不起的工人，则可以在市场里“看热闹”度过他们的闲暇时间，或者流连于当地骗子在街边摆设的赌博游戏摊。

　　除了老城和租界，天津主要的蔬菜市场位于老城的北面和东面，以及东南部小刘庄的棉纺厂一带。另一个蔬菜市场则位于老城西南，与布市混在一起，每天早上6点小贩就开始叫卖绸缎布头。旁边是一个鱼市，多数鱼贩使用的秤都少一到二两，迫使顾客自己带着秤，并经常与小贩发生争吵。1936年，一位到这个市场的访客目睹了可笑的一幕：顾客最喜欢占便宜争分量，却将篮子和钱袋里的东西忘却了，而一般偷偷摸摸的小偷，便乘机做些盗窃的行为。多数的菜市都有卖天津特色街边食品的小摊：糖包或肉包、面饼（有不同的叫法：烧饼、火烧、干烙）、炸糕、饺子（天津话叫扁食）、锅巴菜、牛羊肉或猪肉火烧，以及油煎包。工厂附近和河边一带市场上的小摊，除了卖这些食品，还卖鸡蛋、热酒、咸花生和辣白菜，生意非常红火。

　　天津最热闹的旧货市场位于西广开附近，每天天亮前开市，为其他许多市场供货，当地人称之为“鬼市”。这里是那些“喝破烂儿的”流动小贩的聚集地，也是被盗物品的销赃地。1936年一个典型的早晨，鬼市所卖的货品包括一条藏着很多虱子的棉裤、废铜烂铁、旧书、洋钟表、沾满旧主人污物的鞋子。古董商人和旧货贩子之间的买卖交易最为火爆，然后他们便收拾起来前往其他市场。每天到了早上9点，鬼市上的人们就四散而去。

　　来自鬼市的一些物品被走街串巷“喝破烂儿的”卖到城市各个地方，他们同时还要为转天的鬼市收购旧货和破烂儿。另一些来自鬼市的物品当天晚些时候就出现在老城西南角附近的旧货市场上。在那里，老式留声机和清代的钱币被随意地扔在货架上，旁边摆放着废铜烂铁、唱片、报纸、旧书（论斤卖）和木家具。当地的一本指南曾这样嘲讽地说，这个市场与其他市场不同之处是，人们能看到商品原来的主人，“这里可以看到短衣小帽或衣冠不整的人，鬼鬼祟祟和摊主谈生意。他们谈买卖时，或由袖口里暗暗讲价，或说着春典，以避免外人听见”。这位作者认为，如此鬼鬼祟祟的原因之一就是：“每有被窃或失盗的人到这里来认寻故物，若是钱袋，便不免变了旧观，原物虽尚在，里面的钱财会不翼而飞。”

　　多数市场天黑前就关了，不过在前奥租界，天黑后在河边还开有夜市。每天用五毛钱，就可以租一个摊位和一盏灯笼。小贩们卖袜子、手绢、化妆品、梅汤、油炸花生、绸缎、皮革和藤椅等。

　　由于给不同的工人群体造成不同麻烦的双重货币体系的存在，这些市场的交易支付方式变得复杂。工厂和大公司用银元或者部分用银元向工人支付工资，而人力车夫和临时工的报酬是用铜板支付的。卖日用品的商店要求用铜板支付，所以接受银元作为工资的工人必须到遍布城市的小钱铺将银元换成铜板。相邻只有百十来米的钱铺的兑换率都有所不同，国内和国际的经济波动也会影响到银钱的兑换率。

　　这种兑换率也会随着季节而发生变化。春节前后，铜板的市价最高，这个时候各种生意红火，需要用铜板购买日用品。二月至七月，生意萧条，铜板的需求减少，其价格也随之降低。铜板价格的另一次小幅度升高出现在中秋节前后，那时农产品进入市场，人们需要用铜板购买。从十月至十一月，铜板价格下降，通常情况下随着新年的临近，铜板价格会再次上涨。这样一来，那些接受银元工资的工人发现，在他们花销最大的时候他们的工资恰好最不值钱。

　　为此，工人们会经常光顾当铺，虽然那里的利率高达15%，当期只有三个月。每当春节前夕，当铺的生意就变得异常火爆，因为人们需要现钱来支付年底的债务。当铺的许多主顾是工厂工人、搬运工人和人力车夫。他们中最穷的人早上将东西当出，晚上再用当天挣得的收入赎回来。1947年，天津有44家当铺，1000多家被称为“小押店”的小型当铺，以及100多家旧货商店。天津的这种典当行数量如此之多，间接说明穷人需要短期信贷，不管其价格怎样。

　　手头拮据并不妨碍工人们在市场的小摊赌博。有一种非常流行的赌博叫“摇会”。将两个骰子投进一个有木槽的圆球中，摇动圆球，骰子上的数字就会通过木槽显示出来，参赌者通过猜测显示的数字下注赌输赢。另一种赌博是滚球游戏的变种，每次一个铜板。有技巧的玩家能够赢得200块糖。还有一种赌博特别受织毯工人欢迎，也就是赌骰子：“几个人一起凑几毛钱，蹲在摊子旁，如果骰子数是18，他们将赢取一对非常漂亮的茶杯，而输了的摊主一脸晦气。这让每个人消遣一阵子。”

　　天津工人们娱乐消遣最喜欢去的地方是“三不管”，也就是南市华安大街尽头的一大片地区。工人们一般去不起戏院、电影院或跳舞场，所以他们在节假日或少有的空闲时间就会去“三不管”。1935年，一位记者写道，在过年的时候，这一地区街上的人群大多“穿着宽松和并不时髦的衣服，戴着崭新的帽子，穿着半摩登的鞋。他们都是工厂工人、学徒和苦力”。他写道，他们喜欢的娱乐方式与上层的人们寻求的娱乐完全不同。“三不管”到处都摆满了小摊。南边的小摊儿主要卖旧衣服给苦力和三轮车夫，北边的小摊儿主要卖灯罩、袜子和旧眼镜。旁边是支着篷子并带着小炉子的流动剃头匠，在忙着给人理发。再往前几个摊，是替不识字的人写信的先生的。

　　天津街边大夫是城市里最能忽悠人的骗子。他们常常穿着马褂和长袍，假扮成上层绅士的模样。他们有些人卖药，声称能帮病人戒除鸦片和吗啡。有些人宣称能治疗花柳病（性病的俗称）。他们常常是三个人把车排成一排，一个人大声指责另外两人是江湖庸医。1936年，一位名叫杨宝亭的卖药的，穿着一套旧西服，特别善于吸引主顾。他手臂上戴着一个纸袖标，上面写着“警病医院院长”，一边敲着面铜鼓一边喊：“吃了我的药，不许再有病！百病皆治！药到病除！全国国民都吃一点立刻可以强国！”和杨竞争的是各种打把势卖艺的，他们通过表演武术找机会卖药。他们要观众在他表演之前先往地上扔钱，表演过程中会不断停下来要观众再多扔钱。

　　另外一些行医者更专业：修脚师为那些劳累的工人修脚。一本指南书这样记录，“专门替人‘拔牙’的几乎是三步一摊”。1936年，一位街角牙医使用了一套用电池驱动的整副牙齿的模型，它能够根据指令开合。他告诉他的工人主顾们，是他用心灵感应术让这副牙齿在动。他还说，吃了他的药，可以让人“生新牙，拔坏牙，长好牙”。旁边的摊据称能治聋哑和精神病。苦力们常买的药叫“牛胎丸”，这种药非常受欢迎，据说能够增强体力。这种药丸里含有牛胎盘，有时又说药丸中含有地上的蚂蚁，据猜测是含有一种“蚁酸”。

　　“三不管”的北头也有一个露天茶馆，人们在那里下棋，也表演一种由一个人操作的两个假人演的摔跤。有的摊儿则用木头箱子“拉洋片”。花一个铜板，观客就可以看到八张外国风景图片或流行的中国故事的插图，摊主则在旁边伴唱或随片做解说。有的“拉洋片”的白天放卓别林电影剪辑的片段，晚上则放“肉感的片子”。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天津和北京一样，是全国性的曲艺演出中心。新的艺人从天津南市的燕乐和升平茶园出道，成名后再回到那里表演。其他的艺人则在“三不管”、谦德庄及其他工人聚集区撂地演出。

　　“三不管”的主要娱乐场所是占地面积很大的苇棚子，那里既是戏院也是表演杂耍的地方。棚顶覆盖的是茅草，一下雨就漏得厉害，所以就得了“雨来散”的绰号——与中文“雨伞”一词谐音。棚子里摆着一排排长长的木凳，几张厚的木凳搭在高架上就是舞台。花上几个铜板，当地工人们就可以欣赏各种艺术表演。

　　在“三不管”最受欢迎的娱乐表演是“蹦蹦戏”。“蹦蹦”是“半边”的讹音。之所以这么称呼，是因为“蹦蹦戏”只是表演某部戏曲中某几个角色，而不是整部戏。在“三不管”的每个“蹦蹦”棚子的外面，都贴着红底金字的预告，列着当天要演出的剧目。观看的票价，男人1大枚（铜板）听一段，女人5大枚听半天。门票不是在入口收，而是每一段演出之后都会敲一通鼓，表示该给钱了，然后派人向现场的每个观众收钱。每隔10分钟就要收一次钱，因为“去的人全是短时间的听众，所以来出是无常的”。

　　有的棚子为了迎合上夜班的工人，专门组织上午场演出。下午的演出吸引更多的是过往的路人，工人们晚上又来到棚子里。生意好的“蹦蹦”棚子一天收入能多达2000个铜板。棚子的主人会留下全部收入的大约五分之一，其余的都归演出的艺人。不过，艺人的收入很少能够维持生计，他们常常还要做临时工来贴补收入。

　　另一种娱乐演出形式是大鼓。大鼓是一个高至男人胸部的鼓，放在一个架子上，由一根鼓槌击打演奏。旁边另一位演员弹奏一种弦乐器。演唱者多数都是女性，用带有诗韵的语言说唱故事，并用这些乐器伴奏。大鼓有许多地域性的变种。有的像山东的“梨花片”，用手指弹击铜片。京韵大鼓反复讲述来自古老满族民谣的传统故事。“三不管”的女艺人往往是被黑道人物从当地妓院里带出来“培养”成艺人的年轻女子。一旦成为专业的鼓书演员，她们就再也不当妓女了。

　　与大鼓有关却很少有复杂音乐伴奏的一种表演是评书。评书大都在遍布天津的那些席棚和茶馆里演出。说书人通常是一位老人，以一种快速的、充满韵律的话语，讲述一段关于充满奇异色彩的英雄壮举的古典故事，在他的讲述中间不时穿插鼓声和锣声。“观众的眼神也随他的动作而转动，”一位看过这些表演的记者这样写道，“说得痛快淋漓时，唾沫星子便不时飞到观众脸上，但是他们不会感觉到这些的。”

　　另外一种类型的娱乐表演（有些是天津特有的）是在被称作“落子馆”的席棚和茶馆里进行的，妓女兼任舞台艺人。这些妓女通常以五六个人为一组演唱，有两三个男演员为她们伴奏。这种演唱节目被称为“时调”，是一种下流曲调，也叫“窑调”。“落子馆”既是娱乐场所，也是为妓院招揽主顾的地方。

　　还有一种在席棚中看到的戏剧性的娱乐表演是相声，由三到五人表演。通常主要是其中的两个人对话，一个人为另一个人做捧哏，其他表演者不时地插入笑话或唱歌。这些相声充满了性暗示，如一本指南书所说：“一般色情狂的下级顾客，趋之若鹜，百听不厌。”每段相声表演之后会收一次钱。

　　杂耍场的特点是各种各样的表演在一起演出，有杂技、魔术和杂耍等。一位表演者熟练地用一根绳子抖起“闷葫芦”。另一位表演者额头上稳稳地顶着一口缸，与此同时，第三位表演者在踢着用一串铜钱扎成的鸡毛毽，一直不能让它落到地上。还有表演者耍弄着碟子或一人高的叉子。一位音乐艺人则在表演“什不闲儿”，一边演唱一边用手和脚演奏各种乐器。旁边的一位魔术师从丝毯里变出金鱼缸来。这场多种节目的混合演出，最后以一群人表演各种武术而结束。

　　在大多数工人聚集区附近，也有和“三不管”相类似的娱乐区。在中心车站附近，铁路工人和华新纱厂的工人下班后聚集的地方，就有一个规模小一点的“三不管”，称为“小营市场”。火车站冒出的浓烟将所有的建筑都笼罩在一片乌黑的烟霾之中。在市场内，“婉转的弱女歌声、锣鼓的喧阗声”诱惑着刚下班的工人。市场分为大戏和杂技两个区，西边不远处有人在卖“血红的驴肉、漆黑的羊肚和雪白的煎粉”。在谦德庄和河东区一带，也都有类似的聚集之区。

　　一些地方戏剧和杂耍非常受工人欢迎，因为这些与他们家乡的娱乐方式很相似。来自河南又思念家乡的农民，可以听河南坠子，山东人则可以听到梨花片。梨花片起源于农闲季节在乡村演唱的简单的曲子，演唱时用两片铁犁铧碎片敲击节拍作为伴奏。乐亭大鼓来自河北东部的乐亭县，起初也是民间业余艺人在农闲时为赚取外快而表演的娱乐节目。北平来的工人特别喜欢听单弦，通常由男演员表演，并由他自己用手鼓伴奏。而绝大多数的工人以前是河北乡村的农民，都喜欢“蹦蹦戏”。

　　在民国末年，一位记者评论，这些各式各样的民间表演艺术被它们传入的城市改变，或许预示着新城市文化类型的发展。在天津，京韵大鼓和许多其他艺术形式“从撂地演出时期伴奏简单的冗长故事，变成了伴奏更复杂、故事内容缩短的单独节目，最终进入茶园演出，成为专门为那些喝茶的茶客提供的这些表演节目”。新形式的大鼓，如“二黄”，就是20世纪20年代由天津民间艺人创立发展起来的。不过，大鼓艺人表演的曲目尤其注重农村移民所熟悉的主题。有些节目颂扬名著小说《三国演义》《水浒传》和《红楼梦》中著名人物的事迹，还有一些则讲述乡下的故事，宣扬孝道。在天津度过大部分从艺生涯的“鼓王”刘宝全创作的新段子，“褒扬以人与人之间相互感恩为最高原则导引下的生活方式”。

　　《天津工人：1900—1949》，[美]贺萧著，喻满意、任吉东、许哲娜译，大学问｜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5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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