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中国军队里颇为知名的魔术师Sung Chuan Li 少校（李松川或宋传礼），正在中国某地为Y部队的官兵们表演娱乐节目……”

　　晏欢团队曾从美国国家档案馆翻拍回来的两万多张中国抗日战场上的老照片，这只是其中一张。

　　晏欢之所以晒这张照片，是因为这个表演魔术的“李”少校或“宋”少校，长相实在是太像电影《盲井》李杨导演了！

　　晏欢觉得好玩，才将这照片单独发了出来，并艾特了李阳。李阳看后也一乐，并高兴转了此帖。

　　下午，关爱抗战老兵的志愿者李力看到了这张照片，而这，还是她第一次见到祖父的戎装照。

　　照片中的魔术师“李少校”叫李松泉，1886年生于浙江鄞县（现宁波鄞州区），早年就读于南洋公学，后考入天津北洋大学堂。

　　1903年--1909年，李松泉公费保送赴美国留学，在哈佛大学攻读完电机工程，获硕士学位。

　　李松泉是个很活跃的人，在美求学期间，他不但参加了校足球队和跳高比赛，还喜欢集邮、照相，并且利用空余时间学习了西方魔术。

　　哈佛毕业后，他曾在美国大众汽车公司工作两年，于1912年回国。他先后在上海交大和复旦任教，也开办过拥有100辆汽车的出租车公司，任总经理。

　　作为将西方魔术引进中国的第一人，李松泉常在上海的各种赈灾义演中客串戏中之戏，常为之轰动一时。

　　那时的李松泉根本不会想到，他会因为魔术这个业余爱好，留下了这张经典的抗战历史照片，并在快80年后才和家人重逢。

　　我从李力处得知，祖父李松泉在昆明表演魔术时，她的父亲李乾棣也在昆明，而李乾棣时任远征军长官司令部美军联络处首席军事翻译官。

　　作为民国时期最早的海归家庭，李松泉家里信奉基督教，日常讲的也是英文，他和原配陈玉宝育有两个儿子，大儿子李乾龙，二儿子李乾棣。

　　李乾棣出生于1922年12月5日，5岁开始在上海中西女塾幼儿园上学，12岁毕业于上海民智中学附小，后考入上海清心中学。

　　1928年，陈玉宝因肺病去世。三年后，李松泉另娶了上海集成大药房经理张集成博士的二女儿张梅影为妻。

　　张梅影也曾赴美学习，获得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电疗及按摩专业医学博士学位，在上海开有诊所，业务开展的很不错，俩人育有一子李增荣。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李松泉没有选择移居海外，而是选择穿上戎装，在南京加入中国空军，任工程师。

　　圣约翰大学土木工程系毕业大儿子李乾龙也被空军聘用，职务等同中校技师。还未满15岁的二儿子李乾棣也第一时间参加了上海市第三届集中军训。

　　1937年8月13日，日军进攻上海，淞沪抗战爆发后的第三天，李乾棣在报上见到一则广告，号召受过军训的学生在8月19日到沪西徐汇中学报到，参加“上海市学生模范大队”做战地服务工作。

　　出于对日寇的憎恨，李乾棣毅然瞒着家人，拿着一条毯子就跑去报名参加了。这个上海市学生模范大队后来改名为“71军战地服务团”。

　　服务团设有三个组，一个交通组、一个宣传组、一个救护组、还有一个女生队，李乾棣编在宣传组。

　　每人发有一身军装、一支步枪、100发子弹和一顶钢盔。他们曾去医院慰问伤兵，也去街道宣传抗日，并在晚上乘车摸黑去前线军军部，向王敬久军长敬献宝剑。

　　11月大场失守，日军在金山湾登陆，李乾棣随团撤离上海，辗转抵达浙江龙游，本准备参加浙江省保安处干部训练班，接受专业军事训练，此时父亲李松泉的信到了。

　　李松泉得知儿子也要投笔从戎，赶紧派人找到龙游训练班，拿着他的照片和航委会的介绍信，替儿子办了请长假的手续，将其带至武汉，安排前往重庆复学。

　　战火中，李松泉常奔波全国各地修军用机场，其中参与修建的西昌小庙军用机场，在滇缅公路被日军切断后，成为驼峰航线运输抗日物资唯一中转站。

　　而他留在上海的妻子张梅影，带着11岁儿子从沦陷区逃出后，多地辗转到西安落脚，和李松泉分别6年后，才在西安重逢。

　　1940年1月，李乾棣高中毕业，考入了成都金陵大学汽车专修科，后转入电机工程系。

　　1941年12月，日军偷袭美国珍珠港，美国正式对日宣战。美国制订了一项援助中国的计划，那就是X-Y-Z计划，X代表的是印缅战区，Y代表的是中国战区，Z代表的是美军在中国南方沿海港口登陆作战的部队。

　　内容包括由中国成立远征军，由美英配合重新打通一条滇缅公路并随公路敷设一条输油管道，用以增强在中国战区空军的燃油供给，支援中国战区向广西雷州半岛地区进攻，从而使美军在这一地区登陆，并从海上运送重武器装备供应中国军队，并配合作战以展开反攻。

　　为了实现这一计划，美国方面答应先装备中国60个师（后来实际上减为12个军，也即36个师），并在印度兰姆加和中国昆明设立训练班，培训中国的中下级军官，这就需要大量的翻译人员。

　　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同教育部到各大学招考翻译人员，年轻的学子纷纷踊跃报名。当时成都金陵大学共有二十多人录取，李乾棣是其中之一。

　　学校派车将录取的学生送往重庆，到重庆后暂住南岸黄角桠，后由军委会外事局发了一套军装和军委会的工作证，坐美军飞机至云南昆明。

　　昆明设有步兵训练中心（ITC）即Infantry Training Cetre和野战炮兵训练中心（FATC），李乾棣被分配到步兵训练中心的战术组，担任翻译。

　　就是在这时期，李松泉应军委会战地服务团团长黄仁霖的邀请，为慰问美军也来到了昆明表演魔术。

　　谁能想到，当时美国通信兵拍下的照片，会在70多年后回到亲孙女手中，有了一场穿越时空的对话。

　　1943年底的一天，美军教官正在野外教学“村落战”，李乾棣早年受过特殊军事训练，对军事用语比较熟悉，课程翻译得很好。

　　上课时，来了一群高级教官参观观摩。下午，有一个美军上校找到李乾棣，说他叫马瑞乐的（英文名Goerge B. McReynolds），现在中国远征军长官司令部要成立一个美军联络处，由他担任处长，他要物色一个翻译跟随他去担任联络处的首席翻译，问李乾棣愿不愿意去？

　　李乾棣随马瑞乐上校前往云南楚雄的中国远征军长官司令部，司令部的参谋长萧毅肃宴请和接待了他们。

　　当时远征军的司令长官为卫立煌（上将）、副司令长官为黄琪翔（中将），共辖4个集团军，每个集团军各辖两个军，其中11集团军司令为宋希濂驻地为云南大理， 20集团军司令为霍揆彰驻地为云南弥渡，9集团军司令为关麟征驻地为云南砚山，5集团军司令为杜聿明驻地为云南昆明。

　　联络处后来又来了七、八个美军的军官和十来个士兵，军官中有空军联络官、有负责情报的、有负责作战训练的、有负责后勤补给的、另外还有一个无线电通信组负责和在昆明的美军总部联系，另外还调来了七、八个翻译人员。

　　李乾棣的工作主要是随马上校参加各种军事会议，和到各集团军去视察。他在87岁高龄时，用五笔在电脑上记录其中几件，非常有趣。

　　1944年2月，有两架法国飞机在云南蒙自机场降落，当时驻在越南的法军有意和在中国的美军取得联系，共同抗击日本。

　　李乾棣和马上校从楚雄出发经开远，到了个旧，这里有一位美军少校军医参加进来和他们同行，同时还有远征军某部的一位杨团长陪同，两个美军通信战士一起带着简易的报话两用电台出发了。

　　一行人到金平后，再往前就只能骑马前进了，大概走了有两天，到了一个傣族土司的村子，他们坐着独木舟快到时，岸边的人们用水泼向他们表示欢迎，那位土司姓刁，带有上尉军衔。

　　第二天从越南方面过来了两个法国军官，一个是上尉，一个是中尉，中尉还带有一位越南籍的夫人。可惜的是马上校与那位法国军官的谈话用的全是法语，李乾棣听不懂。

　　后来马上校告诉他，那位法国军官所说的大概情况，一是日本在越南的驻军情况，二是在越南的现有法军情况，三是说欧洲战场上德军已处于劣势，希望美军在反攻缅甸时能同时支援法军开展对日军的进攻。

　　土司寨只要跨过一个小小的河沟就是越南的地界了，李乾棣在别人指引下跨过了那条小河沟，远远望见了日本兵的兵营。

　　那次去还碰到有一架美国的战斗机在附近失事坠落，马上校一方面让土司派人去寻找跳伞的飞行员，另一方面他要亲自去失事飞机坠落的地方，他说飞机上配备有很好的照相机，如果没有摔坏，他要把它拿回来。

　　在当地向导的陪同下，李乾棣和马上校走了20多里路，找到了在半山腰上摔坏的飞机，可惜飞机已经摔烂成了一堆废铁，机枪也弯了，只好空手而回。

　　回到村里，那位跳伞的飞行员也被人寻到带回来了，他穿着一件飞行员穿的皮夹克，背上印着中国的国旗和“来华助战洋人、军民一体爱护”的字样。

　　马上校叫通信组赶紧给昆明美军14航空联队发报，告诉他们失事飞行员已找到，可随他们一起回去。

　　为配合中国驻印军的大反攻，彻底肃清滇西日军，打通滇西公路与中印公路，驻滇西整训的中国远征军也准备对怒江以西日军实施反攻。

　　考虑到空军要及时对地面作战部队的支援，这样原来在云南昆明和云南驿等地的机场离前线就太远了些，在地图上看，在靠近缅甸滚弄的中国国境线这边有一块叫“勐撤”的地方比较开阔，但是否适宜开辟为前进机场需要专业空军人员去实地考察。

　　联络处的陶恩中校就带着李乾棣出发了，这次去，还给他发了一顶美式钢盔和一支卡宾全自动步枪。

　　俩人先由楚雄坐吉普车至云南弥渡，和美军在20集团军总部的首席联络官康登上校会合，三人南行至镇康第二军军部所在地，由第二军派了一个班的武装士兵作警卫，派有做饭的厨师跟着照料大家的生活。

　　由镇康再往东南方走就只有舍车骑马而行，翻山越岭，有时过原始森林连马也很难走，只好手拉着马缓慢地步行。

　　经过三、四天跋涉到了地图上标注“勐撤”的地方，果然是一片广阔的平整草地，从一头走到另一头，李乾棣和陶恩中校用步测的方法走了两个多小时也没有走到边。

　　这个地方东南西北基本上是个方形的，周围有些山但都不是太高，陶恩中校连呼：“好极了！真是一处理想的修建机场的好地方”。

　　考察队又向前走了一天的路程，到了另一处叫“勐赖”的傣族土司寨子，那儿离开中缅边境也就不到50华里，那个土司姓夏，才十八九岁。

　　勐赖也有一处两边有着小山的沟状地带，适合修简便的小型机场。康登上校说他不想走路回弥渡了，想让在弥渡的美军联络处派遣一架小型联络机来接他回去。

　　他问附近有没有能向弥渡20集团军总部发电报的地方，土司下面的办事人员说，附近没有，但20里外有一个官方监测日本飞机空袭的站台，他们能向20集团军总部发报。

　　康登上校口述，李乾棣写了一则电文，标注好经度纬度，让美军联络处第二天下午3时左右派一架L5型飞机到勐赖接康登上校回去，着陆地四周燃有四堆篝火。

　　第二天上午，陶恩中校指挥土司叫来的几十个民工，用了4个多小时就把寨前一块场地平整好了。下午2点多又把四堆篝火点着，等着。

　　3点刚过，看见从东方飞来了一架L5型小飞机，大家都高兴极了。但是那架小飞机却没有看到篝火，一直往西飞去。

　　这种L5型飞机是木制、无装甲、无武器、无防卫能力的小飞机，它飞得不高，速度又不快，一颗步枪子弹就可以把它打下来。

　　幸好不久小飞机又飞回来了，慢慢看到了目标，稳稳降落了下来，把康登上校接走了。

　　考察组回到楚雄，向长官部提交了一个报告，要求在勐撤和勐赖两处修建前进机场。

　　重庆军委会最后批复，同意在勐撤修建前进机场，勐赖因距前线太近，不同意修建机场。勐撤修建的大型机场，对反攻缅甸起了重大的作用。

　　李乾棣前后两次去过云南边境地区的傣族村寨，对当地的风俗习惯很感兴趣，他回忆录中说，那儿的少女都很漂亮，但老了就变得不好看了，俗话说“少如观音、老如猴”。女的比较勤劳，男的比较懒，有俗话说“男无女要作丐、女无男可作摆”（注：作摆为做佛事，意：女的勤劳致富后挣下的钱可以请喇嘛做佛事）。

　　傣族村寨住的房子是很干净的竹楼，喝茶是用一根绳索把煮茶的壶吊起来，里面放的是茶砖。百姓见了土司都要跪下磕头，对他们这样的翻译人员则称呼为“通事”。

　　1943年10月开始，中国驻印军新1军，新6军发起缅北反攻战役。一路势如破竹，取得孟拱河谷，胡康河谷等战役胜利，并猛攻密支那，八莫等地。

　　李乾棣也随驻滇西的中国远征军，参与了整个反攻怒江战役的全过程，直至中国驻印军和中国远征军滇西部队胜利在缅甸边陲的芒市镇会师，中印公路正式打通。

　　此时，美军派了一个叫白尔司的上校来担任联络处的处长。李乾棣随马上校前往云南驿空军第69联队报到，负责陆空联络事宜。

　　到达云南驿以后，办公地点就设在飞机场内，九游娱乐-官方入口李乾棣在那儿见到各种各样的飞机，有轰炸机、运输机、驱逐机、联络机、侦察机等。

　　李乾棣看到最多的是P51型驱逐机，它是P40、P50驱逐机的改进型，飞机有装甲保护，机首是呲牙裂嘴的老虎头（注：应为鲨鱼图案，中国人把它当“老虎头”），这就是飞虎队飞机的标志。

　　驾驶员一按按钮，飞机上的6挺机枪即可同时发射。在飞机场见到的十多架驱逐机的机身边侧上都漆有每一架飞机击落日本陆军和海军航空队飞机的架数记录，少则4、5架，多则8、9架，真是痛快！

　　由于怒江反攻战役的扩展，空军对地面部队提供支援的任务，越来越多而且越来越重要，马上校专门负责与云南驿空军方面联系合作，派出专职教官成立陆空联络训练班，李乾棣担任翻译。

　　在云南驿办完训练班后，李乾棣又跟随马上校坐L5型联络机转至云南个旧、砚山、文山等地办陆空联络训练班。

　　这种小型联络机是由一个美国驾驶员在前座坐着驾驶，李乾棣则背上降落伞在后面坐着，出事时只要把胸前的红色环一拉，人就会被弹跳出来，伞也会自动张开。

　　1945年初，滇缅路已被打通，驻印军和远征军的任务都已完成，当下的任务是要向广西进发，在雷州半岛地区攻下一个出海口，以迎接美国的登陆部队的到来。

　　这时在中国战区的广西南宁地区成立了第二方面军，司令为张发奎，在贵州的贵阳地区成立了第三方面军，司令为汤恩伯。原在云南保山的远征军部队71军也调归汤恩伯指挥，还有就是汤的嫡系部队13军，马上校为13军联络处处长，部队处于整训状态。

　　4月份马上校突然通知李乾棣说：为了实施Z计划，现在需要选一批优秀的翻译人员去美国工作，待遇从优，每月300美元（相当于现在5000美元），是去美国跟随登陆Z部队去当翻译。

　　李乾棣前往贵阳美军总部报到参加考试选拔，经过口试，他和其他两名翻译人员从数十名应试人员中被选中。

　　选中的翻译官被送往昆明美军总部集中培训，准备等美国的护照一办下来就坐飞机出发。

　　这时由于李乾棣的父亲从福建长汀坐飞机回重庆时飞机失事下落不明，他只得请假坐飞机赶回重庆，放弃这次出国工作的机会。

　　李乾棣回到贵阳，13军军长聘请他到军部担任中校英文秘书。7月份部队奉命向广西出发，这时第二方面军已攻下广西柳州。部队八月初攻下南丹，八月中攻下梧州。

　　李乾棣从美军炮兵部队的报话两用机中得知日本已宣布无条件投降，8年抗战终于胜利了，他和恋人黄振颖终于可以成家了。

　　李乾棣和黄振颖同年同月生，俩人是抗战时迁到重庆的南京青年会中学的高中恋人，李乾棣考入金陵大学，黄振颖则考到北京朝阳法学院。

　　黄振颖出身名门，他们的先祖黄开基清朝年间任台湾知府，著名的抗英将领，后因病辞官还乡，在出生地永川五间乡与人合资修建太平寨，他将台湾缴获的大批火炮洋枪运回太平寨，各地土匪望而生畏。

　　太平寨里的黄氏一脉，人丁兴旺，人才辈出。黄振颖的祖父是晚清翰林，给光绪帝抄奏章，后出任苏省道台。她的大伯黄大暹也是最早的公费留学生，毕业于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和梁启超和蔡锷都是好友，出任过民国财政部次长，随护国军入川，三十几岁就遇刺身亡。

　　黄振颖兄妹九个，她是老小，抗战爆发后，她的三位胞兄都奔赴抗日战场，两位哥哥黄衡一、黄启宇在1940年初即去给飞虎队担任翻译。

　　李乾棣婚后到了傅作义部队，于1949年元月随军起义。1951年5月，李乾棣因反革命罪被捕，妻子黄振颖也从铁道部调往天水教书。

　　而李乾棣的父亲，那个会玩魔术的空军工程师李松泉，在1948年秋撤往台湾，他带走了小儿子李增荣，以及大儿子李乾龙的两个女儿，李乾龙的岳父是著名的教育家黄炎培先生。

　　在黄振颖的努力申诉下，1985年李乾棣获得平反，调到兰州铁路局科研所。夫妻二人都工作到65岁才退休，均享受离休待過。

　　1998 年，早已移居美国的李增荣首次回到大陆，分别半个世纪的亲人终于团聚。

　　2010年，李乾棣去世，两年后，黄振颖去世。李力抽空带着儿子去了一趟腾冲，首次踏上父辈的战场。

　　此后，她参加了关爱抗战老兵公益活动，给老兵回家故事馆捐款，为有困难的抗战老兵捐款。

　　李力说她不到八个月，姐姐三岁多，父亲就进了监狱，自己跟着母亲长大。母亲先后在天水铁中、兰州铁中从教三十年，为铁路建设培养出大批优秀人才，可谓桃李滿天下。

　　黄振颖的一位学生后来成了兰州一中的特级教师，亲自书写装裱“师魂”二字送给母亲，这是学生对老师的最高褒奖。

　　2017年9月17日，李力在宁波同泰嘉陵的浙东抗战老兵纪念园为祖父李松泉和父亲李乾棣建了衣冠冢，漂泊多年的父子得以落叶归根。

　　第二年，李力参加龙越基金会组织的抗战老兵和老兵后代赴台祭拜公益活动，终于实现跨越海峽祭拜祖父李松泉的愿望。

　　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大陆；大陆不可见兮，只有痛哭。天苍苍，野茫茫，山之上，有国殇！

　　今年已是抗战胜利80周年，我不知当年的空军工程师、从军翻译官的青年学子，是否还有健在者。他们虽非冲杀在第一线，但抗日战争胜利有他们不可忽视的功绩，他们是不该被忘记的人。

　　特别是那几千盟军翻译官，他们大多是血气方刚的青年学生，或许志不在从军，但祖国需要的时候，还是义无反顾挺身而出。

　　他们是迄今中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民间外交实践群体，作为“特殊兵种”，处在中美军队之间的协调者，肩负多重使命。

　　直面中美文化差异，感受两个时代间的鸿沟，他们更真切的体会到，一个被压迫的民族在没有站起来之前要经历苦难的历程。

　　不管是李乾棣，还是我之前记录的远征军翻译官，他们大多都曾因为和美军交往的这段历史，身陷囹圄几十年。

　　但对于从军，他们并不后悔，他们很庆幸，在最好的年华尽到国民捍卫国家的职责。